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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办?怎么办?
有好几次我都想和美国医生交流一下,然后听听她的意见,看下一步该怎么办,但这个想法随即被自己否定了。如果主动和美国医生交流,就会让她看出我心里没底,何况这个美国医生人到底怎么样,我心里并没有谱。假如她摸清了我的观点和言证,一股脑儿地都端给法官的话,那等待自己的,将是怎样一个结局!真正的较量还没有开始,我就已经感觉到了如此的孤独和无助。几天来,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常常是睡着睡着一个激灵就惊醒了,然后便是一整夜一整夜的失眠。连食欲都没有了,肚子根本就不觉得饿。
  因为我的证词将决定安德雷斯的命运。
  因为我的证词将改变美国医生对中国及中国医学的看法。
  法官宣布开庭。
  双方律师各自陈述了案由和理由,又进行了交流和辩论,之后,美国医生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,我最后出庭。
  孙子曰: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。”听完美国医生及其代理律师各自的陈述,我的心跳放慢了,心情平和了。因为美国医生及其律师反复强调的,无外乎是他们的治疗是标准的,这是世界标准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,医疗设施和医疗方法都相当落后,是不值一提的。
  闯荡美国数年,对美国医生的理念已是了如指掌,美国医疗是生意,美国医生只有一个头脑——只接受过西医训练,同时,又只关心责任,而不关心治疗效果,美国在医疗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由。换句话说,只要美国医生决定用这个方法治疗,他就会一治到底,中途绝不会改变治疗方法,至于你的死活,那是你的事。如果中途你想退出,对不起,没门。
  轮到我作证。
  进入证人席,举手宣誓,表示对自己所说的一切负责。
  在众多美国同行面前,我缓缓说道:“我遥遥万里来美国作证,并不是想证明美国的治疗方法不好。美国有很多我的老师,我的很多知识和成绩都是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取得的。从感情上说我很爱美国人,中国人也很爱美国人。在这里,我只想证明我们的方法更有效……”
  接下来,我援引大量的病例,说明化疗在治疗的同时会对病人产生危害。我们满腔热情给病人做化疗的目的,无非是想延长病人的生命,但实际上因为它的副作用,我们无意间却缩短了病人的生命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……
  美国医生这时候站了起来,激动地说:“但我们的治疗是标准的,是正规的。”
  我笑了:“所谓标准都是相对的。如果完全标准了,完全正规了,那美国为什么还要每年投入几十亿美金用在癌症研究上呢?这说明我们现有的方法是需要改进,需要提高的,否则的话,就不需要研究了。”
  “那么,中国的其他疗法就比化疗先进吗?”
  我也有些激动:“你们对中国并不是很了解,中国在搞改革开放,在飞速前进。毛泽东主席提倡‘洋为中用,古为今用’,也正是他鼓励我们医生中医学西医,西医学中医,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。我的这个‘缓释库疗法’也是这样的一个思想,是有机地、合理地把各种有效的方法融为一体。”
  辩论丝丝入扣,句句切中要害,在心理上先胜出了美国医生几分。说到这儿时,法庭上的人都笑了,注意力开始集中到我身上。
  接下来,我谈到:“在美国,医生都是至高无上的。医生的工资最多,医生的权威也最大,他只让病人执行他的命令。而在我们东平宝法医院却不是这样,它是医生和病人的一个合作过程。我们的治疗不是像美国一样,定下方案就一成不变了,而是根据病人的情况不停地调整,所以它的疗效要比别的方式方法好得多。我们的这个方法也是得益于毛泽东思想,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实践中的运用,化整为零,相互融合,灵活机动。并且,我们用的药都是美国发明的,已经有大量临床证明它的作用了,我们只是把这些抗癌药集合起来,集中放进肿瘤里,不让它扩散,所以就不存在副作用了……”
  我是被山姆一家当作“秘密武器”出庭作证的,这已经使对方始料不及了,我又辩讲了一个小时,满庭的人听得聚精会神。
  我的话音刚落,法庭上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山姆的律师也趁热打铁,并给了辩论焦点一个很好的定位:如果安德雷斯继续化疗下去,两三个月后就会死掉的。现在的问题就是,作为家长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治疗方法。
  一场珠联璧合的配合倾倒了庭内所有人,给安德雷斯主治的美国医生也哑然无语。这时,法官问美国医生:“你对于教授的言证有没有异议?”
  美国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:“目前我提不出什么异议来。”
  法官又问了一些在美留学的情况,最后要求我提供各种履历及教育证书等相关材料,宣布休庭。
  山姆激动万分,他断定法官已经完全被征服了。休庭后,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我去吃了顿比萨,以示庆贺,借此释放了长时间的压抑和郁闷。
  吃饭时我说:“山姆,你可以胜诉了。”
  尽管山姆对赢得这场官司已经抱有很大希望,但期盼的胜利将至,又唯恐是一场空欢喜,因为他对这个“充满着恨”的法律依然耿耿于怀:“怎么可能呢,你怎么可能会已经知道结果的呢?”
  “有两点可以断定。一是法官一直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话,而对对方的辩讲不感兴趣;二是休庭时,法官要我递交我的教育简历等文件。这说明他是要核实这些证件,也说明我的证词是非常有力度的。如果他判你输,是没有这个必要的,也不必休庭,当时就可以判了。”
  向法庭递交了我的证件和材料,第二天,我就飞回了中国。
 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,2001年8月22日,法庭作出终审判决:批准山姆·科兰夫妇的要求,带孩子去中国治疗!
  山姆在电话中激动地跟我说:“我感觉非常棒,我是在跟一个法律系统作对,我赢了,狠狠地踢了美国法律一脚,只用了一顿晚饭的钱。”
  我也很兴奋,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在众多美国人面前单枪匹马、淋漓酣畅地展示了自己,这也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  官司打赢了,我把9岁的睾丸癌患者小安德雷斯从美国法庭上“抢”到了自己的医院里。运用“缓释库疗法”,小安德雷斯从地狱的门口被拯救了回来。
 
3.2生命还是美丽?一位美国女画家的故事

  莫瑞尔·迪拉普兰(Muriel Deleplane)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,美国著名女画家,擅长工笔、人物,已经80岁高龄依然泼墨不辍,其画作在美国有不小的影响力。
  2003年4月,在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病房里,莫瑞尔拿出已被美国国家邮政局印成明信片的画让我看时,我的心扉被画作的意境刺透。艺术是没有国界的,其风韵格调意味着超脱、不羁于凡俗,如临渊竹节,或削为笛或截为箫,或激越或凄清,胜若登山后的豁然开朗。但凡搞艺术创作的人都有些个性,但莫瑞尔老太太的个性,却让我们感觉到了什么是超凡脱俗。她说:“当不得不丧失自身的完美以换取继续生存的可能时,我宁肯放弃生命也要保留完美。”
  一生追求艺术的莫瑞尔对美的追求是完美的,她有一颗修养极好的心灵。莫瑞尔在身患乳腺癌,医生建议将她的乳房切除时,做出了让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决定:为了保留女性独有的特征美,放弃治疗。也是为了保留住女性的美,她来到了中国。
  对于莫瑞尔来说,这是一次对平凡美丽的不平凡拯救。
  2002年6月,莫瑞尔感觉身体不适,后经几家医院诊断确诊为乳腺癌。入院治疗之初,由于对乳腺癌的治疗方法缺乏了解,莫瑞尔并不知道美国医生认为治疗乳腺癌的最好方法就是切除乳房。住院几天之后,医生告诉她,准备给她做乳房切除手术,但不能保证乳房切除了癌症就一定能治好。
  莫瑞尔非常吃惊:“为什么要切除我的乳房?就没有其他更好的治疗方法了吗?”
  医生无奈地耸耸肩膀说:“莫瑞尔小姐,这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了,只有切除您的乳房,才能把病灶一起去掉。但我不敢保证它的成功率是100%,因为也有这样的病例,乳房被切除之后,过一段时候病灶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了……”
  莫瑞尔有些不知所措。
  接受医生的建议做乳房切除手术吧,不但丧失了女性美,还不一定能彻底根治;不接受医生的建议又没有更好的办法……
  考虑来考虑去,她还是拒绝了医生的建议,不做乳房切除手术。
  美国医生觉得不可思议,劝莫瑞尔说:“如果您不做手术,癌细胞可能会进一步扩散,会危及您的生命的……”
  莫瑞尔反驳道:“把乳房切除了,您就能保证我的生命不受损害吗?退一万步说,即使是保住了生命,乳房被切除了,您说那时候我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?我热爱生命,但更热爱美,我绝不会把乳房给切除的。”
  莫瑞尔拒绝了这名美国医生,离开了这家医院。此后,她又辗转了数家医院,其结果都是要“切除乳房”。莫瑞尔非常失望,又开始试验了许多保守疗法,包括吃中草药,但病情却在一步步地恶化。
  亲友们看着着急,也开始劝她去动手术,莫瑞尔不同意,对亲友们说:“上帝创造女人,给女人以乳房,就是让它来展示女性美的,而医生却要把它切除,这明明是犯罪,我不能支持他们去犯罪……”
  2002年11月,莫瑞尔身上的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,强烈的疼痛折腾得她寝食难安,苦不堪言。虽然她依然在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治疗,但并没有多少起色。
  有一天,她在和朋友杰姆·布朗聊天时,杰姆告诉她,有一名中国医生叫于保法,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治疗癌症,效果非常好,已经有好多美国患者,经他治疗摆脱了病痛的折磨。
  莫瑞尔一听,眼睛一亮:“这位中国医生现在在哪儿?我怎么才能找到他?”
  杰姆几经周折找到了联系方式,然后通知了莫瑞尔。
  莫瑞尔欣喜若狂,从内心感觉到上帝是公平的,并且对她格外偏爱。事后,莫瑞尔说:“自从我知道于教授的‘缓释库疗法’后,从内心感觉到上帝一直在催我:赶快去中国,到中国去……”
  得到联系方法之后,莫瑞尔打通了我的手机。她向我诉说了自己的病况,并将所有检查结果、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(CT)胶片用电子邮件发到中国。
  经过分析,莫瑞尔的乳腺癌虽然已到了晚期,不如早、中期好治疗,但用“缓释库疗法”依然能治。于是,我打电话给莫瑞尔:“莫瑞尔女士,我有95%的把握控制住您的癌细胞。您既用不着切去乳房,忍受身体上的残缺,也用不着做全身化疗,忍受身体上的痛苦,我能保住您的美。”
  得到答复之后,莫瑞尔一刻也坐不住了。她一边从网上了解“缓释库疗法”及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详细情况,为将来配合治疗做准备,一边着手做来中国的准备工作。
  2003年初,莫瑞尔对亲友们宣布,她要到中国山东泰美宝法肿瘤医院接受“缓释库疗法”治疗。
  听说莫瑞尔要到中国治癌症,亲友们坚决反对,理由是:第一,美国的设备和技术是最先进的,中国绝对不会超过美国,所以,这个“缓释库疗法”的可信度值得怀疑;第二,传染性非典型肺炎(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,以下简称非典)病毒正在全球流行。一位亲戚这样说她:“你要去中国,去那么落后的地方治癌症,本身就够疯狂的了。现在中国正在流行非典,你又选择这个时候去,简直是双倍的疯狂!” 莫瑞尔一时感觉孤立无援。
  在这些反对的声音当中,独独有一个声音支持莫瑞尔到中国治疗,她就是莫瑞尔的妹妹毕佛莉。
  毕佛莉·恩森(Bervely Ensian)是莫瑞尔的妹妹,小莫瑞尔两岁,退休前是一位会计师。她对亲友们说:“美国的设备虽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,但它却控制不了姐姐的病。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,文化底蕴丰富,重要的是中国有个于教授,掌握着治疗癌症的先进技术,所以我和姐姐一样相信中国,我认为姐姐的决定并不是发疯,而是上帝的安排。我不但支持姐姐去中国治疗,我还要陪她一块儿去中国!”姐妹俩力排众议,于2003年4月13日飞抵北京。
  2003年4月13日,首都国际机场,乘客已经向出站口涌来,而来接机的我,匆忙之间却找不到打印着“莫瑞尔”英文名字的那张大大的纸了,我一时手足无措。
  莫瑞尔姐妹俩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出站口,径直朝我而来。是莫瑞尔先开的口:“您是于教授吧?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,莫瑞尔俩姐妹会心地笑了。莫瑞尔说:“我想象中的于教授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,但在接机的人群里,我一眼就看出您肯定就是于医生!这是上帝的旨意!”
  我不是基督徒,我不信上帝,但确实是受了莫瑞尔话语的感染,会心地笑了,事后觉得这事很是巧合和惊奇:“您总在说,是上帝一直在催促您来中国找我治病,从遥远的美国能找到我,又在众多的接机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我,真的是天意啊。”
  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小插曲,与莫瑞尔之间一下子亲近了许多,莫瑞尔住进东平泰美宝法肿瘤医院之后,也得到了格外的关照。
  莫瑞尔已经是乳腺癌晚期,肿瘤已经开始溃烂,散发着阵阵恶臭。事不宜迟,经过系统检查,就决定立刻用“缓释库疗法”进行治疗。
  4月16日下午3点,随着缓释药物缓缓注入肿瘤内,莫瑞尔开始了她在中国为期一个半月的治疗历程。
  治疗出奇得成功,莫瑞尔疼痛感在逐渐地消失,能正常进食了,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。
  当我问及莫瑞尔患癌症后在美国及中国治疗不同的感受时,莫瑞尔感慨颇多:患上癌症之后,我才明白,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,有点像生了一个败家子,纵使你万贯家财,总有耗完的一天。让一个人耗尽精血,用尽体能而死,真不知这是谁的创意。
  很多疾病都要人命,但患上癌症了才知道,那种立马见效的脑溢血、心肌梗塞,在癌症患者看来简直是温柔的。
  癌症是真正的惩罚。
  莫瑞尔还打了一个比方,说把一把椅子的其中一条腿弄坏了,一个好的工匠是设法把这把椅子的腿给修好,而不是把它给锯掉。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医生,是在修复病人的伤痛,而不是靠再制造另一次伤痛来达到目的。
  莫瑞尔选择中国是选对了,她得到了满意的治疗,也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  住进泰美宝法肿瘤医院后,为了照顾她的饮食习惯,医院里为她订做了特制的饭菜,专门配了会说英语的护士为她做翻译、陪她聊天。她爱吃菠萝,但因为季节不对,医院又在东平农村,根本买不到,我就安排人专门从济南给她买来菠萝……治疗得当,精神愉悦,莫瑞尔的病情很快好转,身体状况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,以至于治疗一两个星期之后,莫瑞尔又重新支起了画夹,拿起了画笔。
  莫瑞尔画的第一张画,是我的肖像。
  每天,查完房之后,或偶尔有闲暇时,莫瑞尔总要把我留在病房里,仔细端详半天,然后开始动手画肖像。对莫瑞尔来说,平时画一幅人物肖像,一两天就完成了,而她给我画的肖像,却整整画了四十多天!而这四十多天每天要花七八个小时在这幅肖像画上。她说:“每次见到你,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,我必须把这些感受都融进画里。”否则,她自己是不会满意的。
  我觉得这幅画作已经很逼真,而莫瑞尔却说,画作还没有完成,她还要继续画下去,她觉得某些神韵还没有画透。
  我被莫瑞尔作为一名艺术家所表现出的执着深深折服了。
  于是,每见到我一次,莫瑞尔就要把画作改动一次,这幅画总是画不完,所以我就给它取了个名字,叫永远也画不完的画。我曾和莫瑞尔开过一个玩笑,说我的肖像在你的笔下诞生了,所以你就是我肖像的妈妈,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我的妈妈了!
  莫瑞尔爽朗地笑了,目光中充满母性的慈爱……
  莫瑞尔曾经对我这样说过:“听说在日内瓦诺贝尔奖的颁奖大厅里,有一个座位始终空着,那是留给攻克癌症的人类救星的。我想,如果有一天这个座位有人坐了,那肯定会是您。”
  我听了,也笑了。
  时间一晃就是一个多月了,莫瑞尔在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的治疗非常顺利,她基本康复了。
  莫瑞尔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,她说:“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和照顾,我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,事实证明,于教授就是那个上帝派来拯救我的人。”
  出院的前一天,莫瑞尔终于完成了那幅“永远也画不完的画”。
  2003年8月12日,莫瑞尔怀着感恩的心专程来到济南。
  在经十路我的办公室里,精神矍铄的莫瑞尔一袭黑色的长裙,画了淡妆,涂了银白色的指甲油,颈上是黄澄澄的项圈,手指戴了两只戒指。看到她你会忽略时间的流逝,你想到的全是时尚、美丽、活力等美好的词句。同几个月前相比,她精神了不少,面色红润,浑身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活力。看得出,对她的治疗非常成功。
  “刚回国没两个月,怎么这么快又来了呢,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?”我问她。
  莫瑞尔笑了,笑得很慈祥:“我这次来到中国,一是为答谢保法肿瘤医院的医生们,来感谢您于教授的,我身体非常好,没有任何不适感;二是我要畅游中国,揽胜景解民情,近距离接触更多的热情好客的中国人。我通过来中国治病、通过中国医生,才真正认识了中国,中国给我留下了太多美好的东西。”
  言语中,莫瑞尔笑声朗朗,连我这个不善言笑的人都被她逗乐了。
  

3.3终生难忘,我的好朋友杰茜

  与别人不一样,我创业的第一笔钱,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借给我的。
  认识杰茜(Joyce)老太太是在1990年,我刚刚租住第一个家的时候,房东家的前面有一个公园,那是一个很大的公园,叫前方公园(Frontier Park), 环境很好,周末总有很多人在公园玩。  
    周末,我经常去公园散步, 常常见到一群老人在练气功和太极, 这可是中国元素啊,这场面一下子吸引了我,我凑了过去。经过一番套近乎,我们聊了起来,教太极及气功的老师,是圣地亚哥的东方医学学院的教师,懂得中医,我们就开聊了。
  因为我从小练武术,练气功和太极,就和老人们一块练起来。
  有一天,杰茜找我:“保法,你能否帮忙教气功?气功大师休假,没人教了。”
  “当然可以。”
  我想,这样可以交些朋友,认识美国社会,是一个好机会。
  开始没当回事儿,没想到这一教就是几年的时间,我教他们郭林气功和站桩,也叫鹤阳桩。大家很喜欢,每月每人交十元钱,几十人,这成了我的零花钱,给汽车加油的钱。在他们中间有些人是癌症病人,自然就聊到了癌症的治疗。
  杰茜就是癌症病人,乳腺癌手术二十年,和她认识那年,她已经有肺部转移及口腔转移了,我就成了她的顾问。
  杰茜,有智慧,人缘好,比较有钱,会弹钢琴,懂得中国茶叶,曾在大学教过中国的茶道。她身上中国元素很多,也会做些中国饭菜,经常请这些练气功的朋友到她家吃饭聊天。
  我们还把气功编成了一个小册子,便于教授,供学员们参照。
  每个周六,在公园都可以见到杰茜,一见面,她就会亲切地拥抱我,开始我不习惯,后来就习以为常了,那是一个美国妈妈的拥抱,很温馨,很亲切。
  她是澳大利亚人,她的老公是美国海军军官,30年代中期,到澳大利亚执行公务时,他们相遇相爱了,杰茜跟随他来到美国,成家立业,生儿育女。
  2000年杰茜的老公患了老年痴呆症,又得了食道癌,住进了老年公寓,他不愿受那手术放化疗的苦,在杰茜的关心呵护下,安心地去了天堂。
  认识了杰茜,彼此谈天说地,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,知心朋友,什么都聊,一聊就是半天。
  1997年我回国待了几个月,回到美国后的周六,就去公园练气功,看到了久违了的杰茜,她的气色异常的好,脸上白里透着粉色,泛着红光,蓝色的眼睛跳动着快乐的音符,比起以前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。
  我问她,“嗨,杰茜最近咋啦,气色这么好?”
  “啊,是啊,保法,我秘密地恋爱了,我已经坠入爱河,我们天天写信和打电话,好幸福啊。”
  原来,杰茜也回澳大利亚探亲了,遇到她小时候的男同学,他曾经追过她,他的孩子大了,老婆死了。 这一对老朋友相遇了,一下子迸出了爱情的火花。
  瞧,这就是杰茜,和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  在圣地亚哥华人创业气氛的感染下,我经常想到我的未来,常和杰茜谈创业,智慧的杰茜太太,是我的智囊,免费的智囊。       
  这期间,有个公司的老板找我来了,他叫罗伯特(Robert),台湾人,在美国很成功。我有一个药物载体的好项目,当我把简单的项目计划书给他看了后,他马上决定投资10万美元,占有50%的股份,我觉得这事可以进行。当准备注册公司时,罗伯特提出他要增加5万元的投资,多要1%的股份,成为51%的股东。我就和杰茜商量,她说:“不行,他要的是控股权。他投资的数目并不多,而开发药物研究需要很多的钱,15万美元根本不够。”她让我回绝了他,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,毕竟那个时候我非常需要那笔钱。
  没过几天,杰茜来了,她决定借给我10万美元,“你自己开公司先用着。”写了一张纸的合同,马上就把钱给了我。
  这就是我创业的第一笔资金。1999年当我的医院开业后,钱就如数地还给她了,也还了利息,但她把利息退了回来,她说:“那是给儿子的,不需要还息。”
  杰茜,我的美国妈妈,我的老朋友,我感谢你。
  气功班还在照常,一练就是二十多年,只是杰茜和我不参加了。杰茜,2004年因为癌症去了天堂,找她的海军老公去了。而我,因为在中国办了几家医院,整天忙碌着,很少回美国。
  2010年秋天里的一天,是一个周六,在美国,开完学术交流会议,我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着,抬头发现,我竟来到了那个曾有杰茜练气功的公园。
  公园里仍然有一群老人,他们正在练气功,一招一式那么熟悉,噢,那正是我教的气功!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,仿佛看到了杰茜,她扭动着她那有些肥胖的腰身,认真地练着……等他们练完了,我上前攀谈,他们已经没人认识我了,这里也没有了杰茜,这气功班不知已经换了多少批人了。
  但当我告诉他们,我叫于保法时,他们意外地欢呼雀跃,称我于老师,马上上前握手,问长问短。原来,美国人喜欢中国的气功,那本我编写的小册子,还在沿用,人传人,相互推广,成为一个圈子。
  真是高兴,这样一个小小的气功练习班,生命力如此的强大,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,他们在公园的旁边种了一棵树,树上刻有她的名字——杰茜,以此来纪念她。
  杰茜,不知你在天堂看到了吗?
  杰茜在去世前,还专门与我通了一个长途电话,了却她心中对我的挂念,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。
  我们还聊了很长的时间,也聊了好多事情。
  我告诉她:“我要回美国救你,我还有很多办法,你放心,保法一定能救你。”
  她却说:“保法,我已经知足了,癌症30多年了,转移后也有十年,已经准备好了,我87岁了,儿女们都在我身边,我准备走了,我很高兴。”
  这个时刻,我好心酸,我向她表示了遗憾和痛苦。
  她却说,“保法,不要难过,这是早晚的事,我也准备了多年,你在中国好好干吧,不要影响你的工作,我爱你,保法。”
  我们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,杰茜说“再见”,我也道了一声“再见”,不不,那不是再见,那是永别啊。过后我又想,杰茜也许说得对,就是“再见”,在天堂里我们会见面的。
  杰茜平静地走了,有尊严地结束了生命,我们从此再也无法联系。
  过了一个月,我回到圣地亚哥,专门到了她家,她的孩子们在拍卖她的东西,一些中国古董和瓷器,都是一些很值钱的中国物件。看着杰茜的相片,我觉得,她是那么的伟大,那么的可爱,她活得潇洒,死得有气魄,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,永远活在圣地亚哥的朋友心中。
  再见了,我最好的美国朋友,我的长辈,我的智囊,再见了,我很想念你,没有你的帮忙,我可能就没有今天。
 
3.4美国人海勒的经历

  海勒(Hella)的经历也挺传奇的,她顶着那么多的偏见和误解来中国治疗。
  海勒是美国西部人,和丈夫相识颇有“泰坦尼克”的味道,两人也是在一艘船上认识,也是一见钟情,并很快坠入爱河。就在欢天喜地准备结婚时,他们却遭到了海勒家人的极力反对。
  海勒家里非常富有,而她的丈夫当时却是一个穷光蛋,但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海勒最终还是冲破了重重阻挠,同丈夫走到了一起,并且相濡以沫,相伴一生。
  几年前,海勒患上卵巢癌,并进行了卵巢肿瘤切除术,几年来情况良好,一直没有复发。可是到了2000年初,她又感觉上腹胀痛。经诊断,癌细胞又跑到了她的肝里。
  两个心心相印的人相扶相携,一路走到人生的中年,这该是多么幸福、让多少人向往的事啊!可就在这个时候,海勒却要丢下丈夫先行而去,丈夫怎么会甘心呢?
  为了挽留海勒的生命,丈夫陪她走遍了加州的各大医院,但都被告知:海勒的病已经不治。对肝转移,美国医生也束手无策。
  看着丈夫绝望、痛苦的样子,海勒开导他说:“我因癌症死亡要比其他死法好得多呢。能亲眼看着你为我伤心,那么爱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  丈夫内心更加疼痛如刀割,他说:“我不能这样坐等着看你死去。你走了,我会很孤单的。”医院宣布海勒的病已经不治了,丈夫就在互联网上求助,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,同时,对网上的各个治疗机构进行访问。无意间,他发现了中国有个“缓释库疗法“,中国有个叫“于保法”的医生。
  深沉的爱使丈夫不顾亲朋好友及医生的反对,带海勒来到中国。
  2000年4月4日,海勒住进泰美宝法肿瘤医院,我亲自给她诊疗,首先给她做了全面的查体,查体结果是:卡氏评分(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标准)50分,腹水征(+)。超声检查(B超)显示,肝左叶见4cm×4cm肿块,肝右叶见5cm×5cm及3cm×3cm两个肿块。腹水细胞学检查,找到癌细胞。
  诊断结论:卵巢癌术后并肝、腹腔转移。
  我对海勒的检查结果做了全面的分析,制定了详细的诊疗方案。在丈夫陪护下的海勒,做了“缓释库”治疗,其实,他们心里觉得希望不是很大,有点像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。
  然而,海勒和丈夫都没有想到,经“缓释库”治疗了两个月后,2000年6月8日,再行超声检查时,肝内转移癌灶消失,也未发现新病灶,腹水消失。
  此后,48岁的海勒身体也很快恢复了,不但衣食起居能自己料理,还能游泳、骑车等运动。海勒康复了。
  亲人、朋友惊讶,连他们自己都惊讶。用海勒自己的话说,她完全是靠顽强的毅力坚持到保法医院的,没想到幻想中的幸运真的出现在自己的身上。
  海勒觉得能来到中国太幸运了,更幸运的是,在他们人生的中年,她和丈夫又能相扶前行,共享天伦了。
  她感激地称我是她的“神”,我笑着跟她说,“以后的恢复很重要,要靠你自己,只要你强大了,你就可以打败癌症。”
  这下医院出名了,海勒体力恢复后,经常到街道上散步,街上的老百姓看到了“外国佬”在保法医院住院,都认为我“可真够牛的”。
  东平热闹了,一些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洋人的农民纷纷跑来:“看看外国人长得啥模样。”
  海勒住进医院之后,他们夫妇两个依然该吃就吃,该喝就喝,看不出一点儿愁苦的样子。有些人就觉得不可思议:都那样了,还吃得下去?
  其实西方人对待病痛和死亡,内心是平和的,敢于正视,而中国人却正好相反,这是心态问题,也是教育问题。在国外,一个人从小就进行死亡教育,外国人非常平和地看待死亡,因为死亡也是人生的一部分。
  海勒回美国了,她得以重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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